中国散文500篇,第十四章

吴文琼
  我跟内人在同一家公司做事,有一天两人都加班,疲惫不堪的回到家,我就嚷“炒盘蛋炒饭来吃吧!”
  “什么叫蛋炒饭,应叫饭炒蛋,你说是蛋多,还是饭多?”妻没好气的冲了我一句。
  “好了,好了,就算是饭炒蛋吧!半夜三更叫得那么大声干什么?”
  “谁说三更是半夜,半夜应是二更半。”又被顶了一句。
  “哟!你今天吃了枪药是不是?凶个什么劲嘛?不满意我,那你就走好了。”
  “好,走就走!”碰的一声,妻用力关上房门,房内传出关箱子的声音;大概在整行李。
  “好,你走好了,把你的东西全带走,不要再回来!”
  老半天,房内没有任何动静,打开门一瞧,只见妻坐在床边流眼泪,床上铺着一条大包袱皮,看到我,她哽咽的说:“你躺在包袱皮上吧!”
  “作什么?”
  “我……我要带走属于我的东西。”

苏雪林
  记得法国作家曹拉的约翰戈东之四时曾以人之一生比为年之四季,我觉得很有意味,虽然这个譬喻是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说过了。但芳草夕阳,永为新鲜诗料,好譬喻又何嫌于重复呢?
  不阴不晴的天气,乍寒乍暖的时令,一会儿是习习和风,一会儿是蒙蒙细雨,春是时哭时笑的,春是善于撒娇的。
  树枝间新透出叶芽,稀疏琐碎地点缀着。地上黄一块,黑一块,又浅浅的绿一块,看去很不顺眼,但几天后,便成了一片蓊郁的绿云,一条缀满星星野花的绣毯了。压在你眉梢上的那厚厚的灰黯色的云,自然不免教你气闷;可是他转瞬间会化为如纱的轻烟,如酥的小雨。新婚燕紫,屡次双双来拜访我的矮椽,软语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它们准是看中了我的屋梁,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
  远处,不知是画眉,还是百灵,或是黄莺,在试着新吭呢:强涩地、不自然地、一声一声变换着,象苦吟诗人在推敲他的诗句似的。绿叶丛中紫罗兰的嗫嚅,芳草里铃兰的耳语,流泉边迎春花的低笑,你听不见么?我是听得很清楚的。她们打扮整齐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绣幕,便要一个一个出场演奏。现在她们有点浮动,有点不耐烦。春是准备的,春是等待的。
  几天没有出门,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换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到处怒绽着红紫,到处隐现着虹光,到处悠扬着悦耳鸟声,到处荡飘着迷人的香气。蔚蓝的天上,桃色的云,徐徐伸着懒腰,似乎春眠未足,还带着惺忪的睡态。流水却瞧不过这小姐腔,他泛着潋滟的霓彩,唱着响亮的新歌,头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烂漫的,春是永远地向着充实和完成的路上走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譬喻多妙,多恰当。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饱和,春的浩瀚,春的磅礴洋溢,春的澎湃如潮的活力与生机。
  春在工作,忙碌地工作,它要预备夏的壮盛,秋的丰饶,冬的休息,不工作又怎么办?但春一面在工作,一面也在游戏,春是快乐的。
  春不象夏的沉郁,秋的肃穆,冬的死寂,她是一味活泼,一味热狂,一味生长与发展,春是年轻的。
  青年当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七八岁的健美青年向你走来,先有股爽朗新鲜之气迎面而至;正如睡过一夜之后,打开窗户,冷峭的晓风给你带来的那一股沁心的微凉和葱茏的佳色。他给你的印象是爽直、纯洁、豪华、富丽。他是初升的太阳,他是才发源的长河,他是能燃烧世界也能燃烧自己的一团烈火。他是目射神光,长啸生风的初下山时的乳虎,他是奋鬣扬蹄,控制不住的新驹。他也是热情的化身,幻想的泉源,雄心的出发点。他是无穷的无穷,他是希望的希望。呵!青年,可爱的青年,可羡慕的青年龄时。
  青年是透明的,身与心都是透明的。嫩而薄的皮肤之下,好象可以看出鲜红血液的运行,这就形成他或她容颜之春花的娇,朝霞的艳。所谓“吹弹得破”的确叫人有这样的担心。忘记那一位西洋作家有“水晶的笑”的话,一位年轻女郎嫣然微笑时,那二泓明亮的秋波,那两行粲然如玉的牙齿,那唇角边两颗轻圆的笑涡,你能否认这“水晶的笑”四字的意义么?
  青年是永远清洁的,为了爱整齐的观念特强,青年对于身体,当然时时拂拭,刻刻注意。然而青年身体里似乎天然有一种排除尘垢的力,正象天鹅羽毛之洁白,并非由于洗濯而来。又似乎古印度人想象中三十二天的天人,自然鲜洁如出水莲花,一尘不染。等到头上华萎,五官垢出,腋下汗流,身上那件光华夺目的宝衣也积了灰尘时,他的寿命就快告终了。
  但是,青年之最可爱的还是他身体里那股淋漓元气,换言之,就是那股愈汲愈多,愈用愈出的精力。所谓“青年的液汁”这真是个不舍昼夜、滚滚其来的源泉,它流转于你的血脉,充盈于你的四肢,泛滥于你的全身,永远要求向上,永远要求向外发展;它可以使你造成博学,习成绝技,创造惊天动地的事业。青年是世界的王,它便是青年王国所拥有的一切财富。
  中年人或老年人见了青年,觉得不胜其健羡之至,而青年却似乎不能充分地了解青春之乐。我们称孩子的时代为黄金,其实孩子果真知道自己快乐吗?他们不知其乐,而我们强名之为乐,我总觉得有点勉强。
  再者青年总是糊涂的,无经验的。以读书研究而论,他们往往不知门径与方法,浪费精神气力而所得无多。又血气正盛,嗜好的拘牵、情欲的缠纠、冲动的驱策、野心的引诱,使他们陷于空想、狂热、苦恼、追求以及一切烦闷之中,如苍蝇之落于蛛网,愈挣扎则缚束愈紧。其甚者从此趋于堕落之途,及其觉悟已老大徒伤悲了。若能以中年人的明智,老年人的淡泊,控制青年的精力,使他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则青年的前途,岂不更远大,而其成功岂不更快呢。
  据说法朗士尝恨上帝或造物的神造人的方法太笨:把青春位置于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爱情,磨折于生活重担之下。他说倘他有造人之权的话,他要选取虫类如蝴蝶之属作榜样。要人先在幼虫时期就做完各种可厌恶的营养工作,到了最后一期,男人女人长出闪光翅膀,在露水和欲望中活了一会儿,就相抱相吻地死去。读了这一串诗意洋溢的词句,谁不为之悠然神往呢?不止恋爱而已,想到可贵青春度于糊涂昏乱之中的可惜,对于法朗士的建议,我也要竭诚拥护的了。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

  历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

  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

  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

  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

  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

  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

  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